尼采高呼，“上帝已死”，打破了先前道德存在前提的假设。上帝之死是说明人类再不能相信这种宇宙秩序的方法，因为他们无法识别这种秩序是否真正存在。尼采认为“上帝已死”，不再相信一种客观而且普世地存在的道德法律，把每个个体都包括在内。
《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话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都将是容许的。”现在的社会，人们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自由。而这种绝对道德观的失去，正是虚无主义的开端。
虚无与西西弗
虚无主义作为哲学意义，是怀疑主义的极致形式。它认为世界、生命（特别是人类）的存在是没有客观意义、目的以及可以理解的真相的。
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人值得活在世上吗？”加缪在他的作品《西西弗传说》中写到：国王西西弗傲慢地违抗诸神，结果被判罚永无休止地推一块巨石上山。但每次石头接近山顶，就会从他的手中滑落，然后又滚下去，所以他不得不艰难地返回，再重新开始。
在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写到：“我看见西西弗正在遭受巨大痛苦，双手推动一块岩石，挣扎着用双臂和双脚，试图推动石头到山顶。但每次，当石头到达山顶，巨大的力量翻转石头，滚回起步的平地，于是他再次推石上坡，竭尽全力，汗如雨下，头顶尘土升腾”。
加缪问：如果我们发现生活其实就像西西弗的工作一样徒劳，如何回应？
这种虚无主义令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哲学家尽其努力去找出重估人类基本价值的方法，寻找比基督教价值更深入的宇宙观。
等待屠宰的猪
存在主义（英语：Existentialism），是一个探讨人类生存意义的哲学非理性主义思潮。在萨特看来，三个单词的口号——“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便足以概括存在主义。
人类是生物化学的奴隶，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在听从我们的本能行事。但作为一个人，我根本没有预先被决定的本性。我的本性，要通过我选择去做什么来创造。当然，我可能会被我的生物性影响，或者被我所处的文化和个人背景等方面影响，但这些并不能合成一张用来制造我的完整蓝图。我总是先我自己一步，边前行，边构筑自身。
当人们阅读克尔凯郭尔论焦虑，加缪论反叛，萨特论自由，波伏娃论社会压迫，海德格尔论技术时，会觉得收获的知识总能为己所用，仿佛是近期才写的文章。时至今日，他们的哲学仍然很有价值，不是因为它们是对的或者错的，而是因为它们关注的是人生，因为它们挑战的是人类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我们是谁？和我们该怎么做？
当一头猪发现它的“至高意义”是被屠宰，成为食物时，他是否应该继续生存下去？根据虚无主义，生命是无意义的，是荒诞的，是矛盾的、失序的状态。
于是，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一个人必须不断前行，行动起来，然后去影响未来。陷入寻找意义的状态是非常危险的，人不是猪，我们并没有生下来就被赋予一个存在的意义。
当我们被抛入世界中后（存在主义喜欢用“抛”这个字来描述我们初入世界的状态），我们会持续创造我自己的定义。其他个体或许在尝试用一些标签定义我们，但我们始终是在改变的，我们不断地通过行动改变未来。这一点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类境遇之中，以至于在萨特看来，它本身就是人类境遇。从有第一缕意识那一刻开始，直到死亡将其抹去为止。
我们的自由
英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大卫·盖斯科因（David Gascoyne）二战时在巴黎生活，他在日记中写道：“战争最可恨之处在于，它让个体变得毫无意义。”
现代战争以前所未有的火力，让人类目睹了未曾料想的战争灾难。在类似的荒谬的场景下，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世界？
人面对荒谬的态度分为几种：其一，以自杀逃避。这并不可取，因为自杀不是战胜而是失败。其二，寻求宗教性的庇护，以放纵自己的软弱，把自己无保留地交代给外部的力量。这仍是逃避，它不是自由人的态度。其三，认识到自杀是可能的，也就是认识到连生死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所以就没有理由不挺身反抗黑暗、邪恶、荒谬的行为。
如果我看一场足球比赛，我就会把它看作是一场足球比赛，而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场景：许多人跑来跑去，轮流用他们的下肢去触碰一个球形物体。如果我看到的是后者，那我看到的并不是什么更本质、更真实的足球比赛，而是我根本没能正确地将其当作足球来观看。
人生在世，好比一个演员在台上，他的生活必须有一个背景的衬托，就像舞台布景，有这个布景，人生才得以在舞台上展开。一旦没有这个布景，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我想这点大家都能理解，你不能想象会有一个在虚空中生活的人。所以加缪说：“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谬感”。
面对荒谬，懦弱的人会选择犬儒主义态度，以虚无主义面对人的道德责任，从而随波逐流，甚至与黑暗邪恶势力携手。而一个自由人，会采取挺身反抗的态度，尽管这种反抗很可能是堂吉诃德式的。
《西西弗传说》最后写道：“我把西西弗留在山脚下！我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而且搬掉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对他来讲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土。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矿砂惟有对西西弗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1955年，富布赖特学者卡尔文·施拉格（CalvinO.Schrag）来海德堡研究哲学时，惊讶地看到了许多讲其他当代哲学家的课程，唯独没有讲存在主义哲学先驱海德格尔的。但随后，他的疑惑就消失了。他写道：“我很快就明白了，其实所有课程都是在谈海德格尔。”
我是我自己的自由：不多，也不少。